近几年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陆续走上国企最高领导层的岗位，这一变化将深刻地影响“国进民退”进程。

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，“百业待兴”初期，高校招生名额极为有限，加之六十年代前期的高出生率，导致1977年到1982年这五年的高考录取率很低。记忆中，首都北京是全国最高录取率，仅为7%左右。这五年的第一批大学生可谓是当时的顶尖精英和幸运儿，他们是我国“高考断代”十年后的第一批接受完整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才。他们在文革动荡中长大，与改革开放共同成长三十年，是新时代的同步人。他们智商高、毅力坚、素质好、教育优、能力强、视野宽、见识广、目标明、信心足、决心大。经过近三十年的忍耐、苦熬、磨砺、挫折、奋斗，这批特殊材料炼成的特殊人才中的更特殊精英，终于陆续在体制内登台执杖。近几年，我国央企和地方国企的领导班子组成人员，几近源于改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而在党政系统，上至国家领导人，下至县长，也多有此景，一个新主人时代已经到来。

这一上表面正常的人事更迭，将极为深刻地影响“国进民退”的发展，其有内外二因。

内因之一，成为国企新主人的精英，不但受过高质量的大学本科教育，而且还大都有过在职硕士、甚至博士的经历，无论怎么怀疑不屑，他们的教育背景都是前任无法比拟的。既便与其他领域的同龄人相较也是极为出色的；

第二，这批精英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走上工作岗位，完整地参与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最精华的历史发展，这是极为珍贵稀有的经验，前人和后者都没有这个机会；

第三，这批精英赶上了中国历史上开放程度最高的时期，无论外语、素质、视野还是见识，他们有着绝对突出的国际化能力；

第四，这批精英成长在思想大解放的时代，他们的多元化思想和立场使他们更加理性和灵活；

第五，这批精英幸运地生活在和平环境，有团圆温情的家庭，孩子从小一路名校直到国外，有稳定的收入积蓄和舒适的居所，有雅致文化的品位和深奥话题的谈资，有广泛的国内外人脉和绝对管用的关键资源；

第六，这批精英虽未经过战争洗礼和阶级斗争的残酷，但是他们在苦熬强烈转型“吏”程中所锻炼出的节奏、平衡、敏捷和突击能力是高出前辈的，这是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能力；

第七，这批精英有着宏大的个人抱负和清晰的生活目标，他们不短视、少近利。由于干部年轻化，他们还有不少于十五年的奋斗时间，来用心地规划他们的政治生涯和人生旅途。

外因，这个时代的民营企业主，有三个年龄层，55-65岁的，年龄和知识老化，斗志衰减，已在考虑退休养年；25-40岁的，刚刚出道，经验缺乏，这两种人是无法和这批国企精英比拼智商和能力的。

中间的一种人，就是这批国企精英的同龄人，绝大部分同属第一批大学生精英，姑且称为“民企精英”。民企精英经过大致20年的发展，已有模有样，在“民进国退”中长期提心吊胆，使他们积劳成疾、身心疲惫。抓住历史机遇的紧迫和时间就是金钱的警钟，使他们根本无暇更新知识。他们在过去20年与国企竞争中，所遇到的对手都是上山下乡的工农知青，推杯中运筹，换盏中帷幄，一切来得辛苦，但自如。这样的环境，是他们失去了自我内省的意识和自我提高的能力，他们对社会变化的敏感和市场竞争的理解都缺乏与时俱进的进步，可以说，这批民企精英的个人能力正在急剧下降，与往日天壤之别。

内外二因，决定了这批国企新主人在个人能力方面，已经明显地大大超过了现在的民营企业家。都说企业间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人才的竞争，就是领导力的竞争。以目前趋势，民企与国企在领导力这一项竞争中将很快败下阵来，更遑论资金、技术、人才、政策、市场和信心等“非核心”竞争力了。这一趋势将极大地推动“国进民退”。当然，这批国企新主人也将极大的改变国企的风貌和前途，此为另题。